你的工资谁做主？
什么决定了你的实际工资水平？
——自己？那就不会存在如此多的抱怨之声和不平之感，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大多数人的工资增长速度都远远落后于房价上涨速度。
——老板？大多数老板既不是慈善家也不是吝啬鬼，如果老板一个人就能随意决定你的工资，莫非你是他亲戚？
——企业？连上市公司老总的薪酬都与企业利润不成比例，你这个连人家零头还拿不到的打工仔也指望真正分享到企业成长？
——国家？国富未必等于民富，比较一下外汇储备、税收与个人收入增长幅度的差距就明白这个道理了。
看来，工资这个事情挺复杂、也很敏感，真的不好说到底是什么决定了你的工资。特别是在通货膨胀率高企、财产性收入短期内面临极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人们对薪酬有了更高的期待。想一想最近的一些热点话题：东航飞行员返航事件、上海公务员调薪、上市公司高管的天价薪酬曝光等等，都将“薪酬”这两个字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而网上始终高烧不退的“晒工资”现象，也反映了人们的好奇与焦虑。
所以，工资这个事真得好好说说。因为物价越来越高，而钱生钱的速度恐怕很难维持前两年的高水平，人们发现提高工资收入仍然是最稳健的理财策略。更何况现在确实处在一个薪酬调整的关键时期，你应该试着主动争取自己的利益，并通过自身努力在未来的社会薪酬结构变革中把握主动。
那么，一个人的工资到底由哪些因素决定，自己又有多大的主动权？我们无法给出一个标准的答案，不妨先看看身边人的工资变迁和生活处境，体验个中滋味。
一个中年商人所经历的工资变迁
文/本刊实习记者 尹君
汪亚民，不惑之年，曾在中石油下属企业工作，担任总工程师，1999年11月自愿申请与中石油有偿解除劳动合同，2000年4月与人合作创办北京中科利源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作为一个曾经的国企管理者，现在下海经商的汪亚民对参加工作三十年的工资变迁有着深刻的体会。
七十年代 谋生的状态
汪亚民是家中的长子，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学习成绩优秀的他在1976年中学毕业后就参加了工作。因为是农场子弟，他直接被分配到新疆红旗坡农场，成为一名普通的农工。虽然事隔多年，至今他仍清楚的记得他领到的第一个月的工资是二十二块二毛二。十二块钱交给父母贴补家用，剩下十块钱留给自己当生活费。现在的年轻人肯定不敢相信十块钱怎么可能生活一个月，在北京的一家普通的餐馆，十块钱仅仅能买到一个宫保鸡丁盖饭！但是在七十年代，当时最奢侈的红烧肉卖两毛五分钱，其他的东西才几分钱，八块钱可以使汪亚民一个星期吃上两次肉，过上温饱生活。回忆当年，汪亚民说：“当时就是想减轻父母的负担先工作，那时的理想就是方向盘（当司机）、听诊器（当医生），或者去当工人，这就是当时人生最美好的事情了。”
这三项目标他很快就实现了一个：在汪亚民工作的第二年，农场职工医院招工，因为工作的出色表现，汪亚民顺利应聘成为了一名卫生员，带上了听诊器，那一年，他的工资涨到了27.32元。
虽然在中学毕业后毅然选择了工作，但学习成绩一直很好的汪亚民仍然没有放弃读书的梦想。工作两年后，借恢复高考的东风，他有幸考上了新疆独山子石油学校（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的炼油专业，成为难得的77级学生。当时他的助学金是二十一块钱，十八块钱伙食费，三块钱的生活费，生活还算比较宽裕。爱读书的他经常能挤出几块钱去买书，那时的书最贵也难超过1元钱，一般就几毛钱，让他至今记忆犹新的是有一次他排了很长时间的队买一本数学用表，也才花了0.28元。“当时主要是一种谋生的状态，上学改变了我的人生。”汪亚民回顾自己在七十年代的生活状态时如是说。
国企工作 自我实现的过程
1980年，毕业后的汪亚民来到了中石油工作。中石油是典型的国企，工资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工龄和职务相结合，模式固定，以职务工资为主，职务、职称越高，工资也就越高，相应的福利待遇也越高。
刚到单位，汪亚民的工资是45元，补贴有45元，每个月能拿到90多元，住在单位的集体宿舍。他每个月的生活费只需要30元钱，剩余的钱全部都寄回家贴补家用。随着工作职务的升高，汪亚民的工资和待遇也越来越好，到八十年代末他结婚时，花销了近3000元，基本配齐了电视、冰箱、洗衣机这几大件，沙发家具是自己买的，书柜是自己设计让木匠做的。房子是单位分的，床是配发的，椅子桌子是配发的，灶具是配发的，锅碗瓢盆碗筷是自己买的。与社会上的其他人群相比，汪亚民当时的生活水平已经算相当不错了。
汪亚民的工资涨幅最大的时候是在九十年中后期，转折点就是1994年年底，汪亚民被评为高级工程师。三十几岁的他成为了厂里最年轻的高级工程师，随后工资更是连升几级达到了每月1200元，加上后来又当了单位领导，到1999年，他的工资已经达到了每月4200多元，年底还有几万元的奖金，在厂里3000多名职工中算工资最高的人士之一。当时的中石油和大部分国企都有一个传统：“轻工资，重福利。”汪亚民的工资在同学中可能不算是特别高的，但是福利待遇却着实让人羡慕。90年代末，我们国家的商品供应已经很丰富，但是身处边远的新疆南疆地区，新鲜蔬菜、鸡、鸭、鱼、肉、蛋的供应还是很少。不过，当时的汪亚民住的是单位分的“高工楼”，冬天可以吃到新鲜的蔬菜，还可以享受到特供的鸡蛋、鱼、肉等副食品，可以使用单位的车子。而他们同学中能住上有24小时的热水供应的房子的并不是很多，生活待遇比较优越。
随着工资待遇的提高，汪亚民的工作也越来越忙，当上企业领导后甚至很少有节假日。有的时候有新项目上马或者为了赶进度，他们只能在办公室搭一张床，吃住在厂里，以厂为家。到最后离开中石油时，汪亚民还有“探亲假”和“疗养假”没有休，因为实在是没时间。虽然很辛苦，但是对那段经历他很满足：“当时我主要负责厂里的技术改造、新产品的研发、对企业的未来发展进行谋划，组织力量做出企业发展规划。我十分有幸参与到几个国家的重点项目中，这是人生难得的体验和经验，我们没日没夜的工作，就是为了保证项目的一次性成功。当项目最终圆满完成时，我们都会感到喜悦和满足。所学的专业知识和自己的能力能在企业中得到很好的发挥，这就是一种自我实现的过程。”
下海经商 艰难的转型
1999年，当时的中石油职工人数达到150多万人，为了让庞大的职工队伍有所精简，减员增效，中石油采取了鼓励职工买断工龄的政策。已经身处企业管理层的汪亚民出于对家庭的考虑（妻子和孩子都在天津），自愿申请与中石油有偿解除劳动合同，从此开始了他的商人生涯。在从国企管理者到商人的角色转换中，汪亚民经历了行业变迁所带来的薪酬变动。
买断二十几年的工龄使汪亚民一次性拿到了12万元的巨款，加上自己4万元的存款和卖掉房子的4万元，他带着20万元只身来到北京，与人合作创办了北京中科利源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比其他来北京创业的人幸运的是，他的亲戚在北京有一套50多平米的房子，至少他的住房问题不用发愁，汪亚民就住在这套房子里开始了他的创业之旅。
创业初期，在新疆过惯了优越生活的汪亚民明显感觉到不适应。一方面是经济差异：在新疆他的收入也算相当不错了，到了北京，汪亚民才深切的感受到了什么叫地区差异。当时北京的一个普通外企白领的工资都比在新疆工作了二十几年已经是单位领导的汪亚民要高，而且交通费、伙食费等花销也要比在新疆高很多。创业的前三年，汪亚民只有名义上3000多的工资，实际上基本没什么收入，用他的话说“还不够赔的呢”。所有的积蓄都投入到了创业中，汪亚民那几年只能靠做生意的亲戚的帮助生活。最艰难的时候，他一个人待在家里三个星期，仅仅靠方便面填饱肚子。当时的汪亚民觉得：“能吃得饱就行，满足基本的生存条件就可以。”相比较于经济差异，更让汪亚民感到不平衡的是从国企管理者到商人的心理落差：“最大的困难不在于资金有多紧张，人手有多少，关键在于自己的观念转变很困难。当时最大的痛苦是克服原来的自我”。当管理者时，生活优越，基本上不怎么需要去求人，但是企业刚起步时，汪亚民的工作就是不停的拜访客户，推广自己公司的产品。一下子从拥有决定权的甲方变成需要求人办事的乙方，汪亚民形容当时的自己像一个“失去父母的孩子”，充满了对未来的恐惧和迷茫。
那段最困难的时期中，汪亚民在中石油二十多年的工作经验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人生的经验是最宝贵的财富。在中石油的工作，培养了汪亚民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每当企业有重大项目上马时，他总是严格履行责任，面对困难也从不放弃。正是在中石油的工作中培养出来的工作经验以及对待工作坚持、负责的态度和当时建立的人脉，使他慢慢的在行业中立足了脚跟。
2002年，奔波了两年的汪亚民终于做成了第一笔生意，签了一张180余万的订单。在这之后，渐渐订单多了起来，中科利源终于柳暗花明，走出了困境,迈向稳步增长时期。现在，下海八年的汪亚民月薪八千，年底还有分红。虽然没有透露具体的数字，但是汪亚民说肯定比他从中石油一直工作到现在的收入要高。
现在的他虽然很忙，但是压力却比以前在中石油工作时小了很多。在国企工作的人都有一种无形的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于企业的上级的严格要求、同行同级相互间的竞争，也来自于自己的责任感，希望工作能够争创一流，也正是这些压力压迫着自己不断的进步。经过创业的磨砺，现在的汪亚民心态已经平和了许多，虽然仍能感受到来自市场和竞争对手的压力，但是他已经能够很好的排遣这些压力了。由于工作的性质，他需要一年到头全国各地的跑，但是他也会忙里偷闲的抽空去旅游，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
工作三十年 对工资的看法
下海前，30几岁的汪亚民在单位已经算是工资最高的人士之一了，经过八年的奋斗，现在是中科利源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的他也可谓是事业有成。三十多年的工作经验，丰富的人生阅历，使他对工资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在汪亚民的博客里，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回顾自己三十多年来的工资变迁。为了客观的反映自己的工资变化，他采用了一个新颖的办法：把各个时期的工资折算成相对稳定的美元，这样就能克服CPI的影响，知道工资变化实际有多大了。
70年代末，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是1：1，汪亚民当时的工资折算成美元也就是20-30美元。
80年代，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是1：1.5，当时的工资应该是60-300美元。
90年代，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是1：5，相对应的工资也就是100-800美元。
2000年以后，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大概是1：7，汪亚民的工资可以达到700-1000美元。
虽然算法有些另类，而且美元的币值也在变化中，但是结果却比较符合实际情况。我们可以看出，除了九十年代初由于通货膨胀实际收入有所减少以外，汪亚民的工资在30多年间基本上是在稳步增长的。
谈到什么因素对工资的影响比较大时，汪亚民认为：在我国，相对来说垄断行业、外资企业工资比较高，在民营企业，工资或收益是与个人的贡献及个人冒风险的能力挂钩的。总的来说工资主要是机遇加个人努力，不管是什么性质的企业，都是把能力考核放在第一位的。学历不同，起薪点也会相应的有所不同，但这仅仅是刚到公司的时候没有办法区分个人能力时的标准，工作一段时间后，学历对工资的影响将会渐渐减少，主要还是看个人的能力以及对公司的贡献。最终衡量工资的标准还是职务加效益，适当的考虑工龄。
提起 “天价工资”，汪亚民说：“在市场化的情况下，只要老板敢给他天价工资，他就值那个价钱，这一定是名实相符的。他拿天价工资，是老板看中了他能为老板创造比天价工资大许多倍的利益。老板都不是傻子。”
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如今已经成功转型为商人的汪亚民把自己的成功看得很淡，他说“与其把目标定位为挣多少钱还不如给自己定位为今后做多大的事。”他认为“一个人不一定都要去创业才算成功，在一段时期内一直努力的工作并创造业绩本来就算成功。”
中科利源实行的工资制度与国企中石油截然不同。不管是汪亚民还是员工的工资都主要与公司的发展情况相关。作为一个民营企业，中科利源实行的是注重贡献的工资制度：员工基本核定工资的标准是基本工资+效益工资+奖金+补贴。基本工资主要与员工的学历和职务有关，效益工资则主要与员工对公司做出的贡献挂钩，上不封顶，这实际上是一种职务+效益，同时适当的考虑工龄的工资制度。汪亚民在与公司的员工聊天时经常提到：“工资并不是我发给你们的，而是你自己创造的。”在未来的工资标准上，汪亚民说：初步打算公司发展几年后，给工作几年的员工一些期权。这也是现在一些国企为了留住人才而采取的措施。
Tips:
股票期权（Stock Option）也称认股权证，实际上是一种看涨期权。它指的是公司给予员工（主要是高级管理人员）的一种权力，期权持有者可以凭权力在一定时期内（一般为3-10年）以一定价格（施权价）购买一定数量公司股票的权利。对持有者来讲股票期权只是一种权力，而非义务。只有当行使期权时的股票价格高于“施权价”，有价差收入时，期权持有者才会行权；否则期权持有者将放弃行权，其本人并无损失。作为一种制度创新，股票期权制度已经得到我国政府和公司界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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